皮革业如何应对金融危机

  浙江信心之旅3月8日来到海宁皮革城，皮革城也在搞三八节庆典活动，事后统计，当天来的游客超过4万人次。

    上海大众拉风车队十辆车整齐停在广场上，立即引来很多游客注意：这是什么活动啊，有没有赠品啊？

    有赠品，我们准备了700份杭州旅游消费大礼包，送给海宁皮革城里的经营户。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查加林作为商户代表，接过了这沉甸甸的礼物。

    原计划大礼包要周一工作日才登记发放，可很多闻讯赶来的商户已经向市场方面要了。

    耐特利尔皮具总经理朱卫明缠着市场工作人员，想让他们考虑按企业人数同比发放，“我们企业有几百人呢。”

    为什么要这么多？朱卫明说，想让开发部十几名设计人员一起来杭州逛逛，“提高设计师的眼光和见识，需要多到外面看看。”

    除了逛杭州，朱卫明还打算3月底带团队去香港考察，人均开支估计在3万元以上，“如果近期去杭州，考虑的开支大概人均3000元左右。”

    原材料降价了 专业市场更受青睐了

    海宁皮革城危中觅机

    上乘面料做的外壳，里面是顶级貂皮做的皮草内胆，按照海宁皮革城商户、海宁都彭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蒋益喜的说法，这样做成的尼克服，已是最顶级的服装种类了。

    一件这样的皮草，在一线城市大商场里要卖20000元左右，蒋益喜今年打算把价格降到5000元以下，而且把原来用的国产貂皮替换成进口的，“这样不愁销路不好。”

    金融危机影响下，皮革城商户们不同程度感受到丝丝凉意，但对大多数经营户来说，人才充足、原材料价格下跌等“机遇”，远大于危机。

    耐特利尔皮具有限公司总经理朱卫明在皮革城里有两个摊位，他一直不肯透露2008年盈利情况，只笑眯眯地说，金融危机对他来说是好事：一方面，对品牌小、设计差、没有信誉的竞争对手是洗牌；同时，以前一直比较突出的招工难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今年，我要投入300万元左右在技术改造和产品开发上。”朱卫明说，去年朱卫明的设计团队人均年薪8万元左右，今年打算让他们拿到15万元。

    蒋益喜的企业，2008年销售额大约有8000万元，这个数字比上一年增加40%：“皮装销售的确有下降，但是尼克服提高得很快。”今年蒋益喜打算进一步扩大尼克服的销售，将其所占销售比例从目前的40%，提高到60%左右。

    金融危机给蒋益喜带来的最直观感受，就是原材料价格下降：“今年的国际行情，裘皮价格大幅下降，以前买3张皮的钱，今年可以买5张。”蒋益喜说，3月底，他就要去丹麦买2500万元的原料，以前一直用国产貂皮的衣服，今年替换成进口产品。

    蒋益喜手头还有去年积压的皮装，“颜色鲜亮的都卖掉了，剩下的都是黑色、深棕色和藏青色这样的暗色，今年设计打算不用沉闷色调了，主要用蓝色、紫色等鲜亮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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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从来不是次贷危机的根源

　　近日，即将卸任的美国财长保尔森公开表示，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高储蓄率是造成全球经济失衡并导致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而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也将美国房地产泡沫归咎于外国人（尤其是中国人）的高额储蓄。应当说，中国高储蓄率是中美经济失衡的一个原因和表现，但是，中国高储蓄率并不是美国危机的根源。

  　笼统地看，中国过去几年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向美国出口大量廉价货物，从而压低了美国的通胀水平，影响了以钉住通货膨胀为目标的美联储货币政策，令利率处于较低水平，刺激了包括房产在内的消费；另一方面，中国大量的外汇储备流入美国债券市场，尤其是增持长期国债，从而压低了美国的长期利率，并导致美联储即使提高短期基准利率，也难以影响和提高包括地产信贷在内的长期利率水平。如果不做细致的研究，很容易得出是中国的高储蓄率帮助美国形成了“地产泡沫”，从而酿成次贷危机。

  　实际上，即使中国廉价商品和资本对美国的利率水平构成了一定的影响，中国因素也不是根本因素，更谈不上是美国危机的根源。美国次贷危机的根源是美联储在世纪之初的货币政策，过于冒险的次贷产品以及缺乏监管的衍生品市场。

  　为了应对“新经济泡沫”破裂以及“9·11”事件带来的经济衰退，美联储从2001年开始大幅降息，以至于从2002年初到2004年下半年，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在长达2年多的时间处于极低的水平。从时间上看，中国2001年12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正好遭遇美国低利率并美元四处泛滥时期：一方面，低利率刺激美国地产消费，地产价格因需求上涨反过来促进了美国人借贷消费的能力和愿望；另一方面，美联储政策成为此后流动性泛滥的源头，包括产业资本在内的资本流向新兴市场国家套利，尤其是刚加入WTO的中国，FDI和出口产能开始出现飞跃，这成为中国向消费旺盛的美国大量出口并累积顺差储备又转投美国国债的路径起点。

  　因此说，中美经济失衡加剧与美联储的政策密不可分，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在全球化时代导致的流动性泛滥以及美国缺乏监管的资本市场是危机的根本原因。让中国背负主要责任也不符合实际，2004年之前，中国处于吸收FDI（产能）阶段，并引起上游行业的瓶颈从而刺激重工业与能源产业的扩张，出现2004年昙花一现的通胀现象。2005年开始，所谓中国廉价商品出口和外汇储备才大量增加，但中国自2005年7月21日汇改开始，而此前的 2004年7月，美联储也开启了升息之路，因此说，美联储此前的利率水平以及此后的通胀水平实际上与中国因素并无太大相关。

  　2007年后，时任美国议员的希拉里等议员开始担忧中国大量持有美国国债可能危及金融安全，伯南克则向议员们表示，外资持有的美国国债在美国债市中所占的比例很小，美国债市有能力消化外国的抛售，不存在大的问题。美国财长保尔森表示，外国持有美国国债有助于美国维持较低利率，体现了外国投资者对美国经济的信心。可以看出，当时美国政府并不认为中国增持美国国债是个问题，反而有利于美国物价和利率的稳定。

  　值得注意的是，奥巴马在竞选辩论阶段，多次提到中国持有美国国债并表达对美国衰退的忧虑，再加上候任国务卿希拉里在这方面曾经强硬表态，不知保尔森与伯南克近日的言论是否意味着新的美国政府将中美失衡的责任强加到中国头上，从而为贸易保护寻找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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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次贷危机发展的原因

2009年 日期   事件 2009年1月1日 美国银行和富国银行分别宣布，已各自完成对美林公司和美联银行的收购。至此，美国银行一举成为美国最大的金融服务机构。 2009年1月2日 由于全球金融危机迫使企业减产，澳大利亚12月制造业连续第7个月收缩。 印度央行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连续第四次降息。与此同时，还准备在一个月内出台其第二套经济刺激计划。 英国12月Halifax房价环比下跌2.2%，同比下跌16.2%。 美国财政部公布了7,000亿美元救助方案中一项计划的指导方针，还公布了名为资产担保计划(Asset Guarantee Program)的指导方针。 2009年1月4日 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表示，如果不迅速行动起来，美国失业率恐升至两位数。 2009年1月5日 英国财政大臣达林表示，不排除推出更多措施帮助受困银行的可能性。 美国旧金山联储主席耶伦声称，美联储将采取一切可动用手段支持美国经济和金融市场。 德国第二轮经济刺激可望达500亿欧元，但细节分歧有待协调。 摩根大通等投行管理的偿债基金可能巨亏，意大利各地政府将因此背负巨额债务。 美国11月营建支出月率下降0.6%，预期为下降1.2%。 纽约联储透露，已经开始购买美国三大房贷巨头担保的固定利率抵押贷款支持债券。 2008年1月6日 英国金融服务监管局表示，股票“限空令”将在1月16日后失效。不过，至少在6月30日之前，还将继续要求投资者披露其卖空头寸。 英国全国建筑协会数据显示，由于信贷紧缩、需求疲软，英国去年12月房价年率降幅创下历史之最。而且，英国今年房价今年可能承受更大的压力。 美国11月NAR成屋签约销售指数月率下降 4.0%，至82.3，创下历史新低。在此之前，市场预期下降1.0%。 美联储去年12月的会议纪要显示，今年经济将延续衰退势头、零利率政策可能扩展到明年。 2008年1月7日 美国ADP和挑战者就业报告均显示，美国劳动力市场疲软。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今明两年失业率分别升至8.3%和9.0%。 通用汽车表示，如果美国经济稳定下来，则不需要政府更多的贷款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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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次贷的来龙去脉

次贷危机尚未结束，形势仍在恶化。详细了解美国次贷危机的来龙去脉，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全球经济形势，以及提出行之有效的应对之策。 　　美国的住房抵押贷款市场总值达12万亿美元，是美国资本市场中仅次于公司股票市场的最重要市场。美国房地产金融机构通过以下三项指标来区分客户质量：一是客户的信用记录和信用评分，二是借款者的债务与收入比率，三是借款者申请的抵押贷款价值与房地产价值比率（张明：《美国次级债危机的演进逻辑和风险涵义》）。美国的住房抵押贷款市场提供的贷款则相应地按质量分三大类：优质贷款（Prime）、中级贷款(Alter-A)和次级贷款(Subprime)。三类贷款在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中的份额大致分别为75％、11％和14％。 　　次贷借款人是违约风险非常高的客户群。他们被称为“ninjna”（no income、no job、no assets），意为既无收入、又无工作、更无财产的人。既然如此，银行为什么还要贷款给他们呢？首先，住房贷款金融机构发放的次贷似乎不存在安全性问题。自2001年，由于美国IT泡沫破灭，又加上“9•11事件”，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美联储为了抑制衰退，采取了非常扩张的货币政策，连续的降息使联邦基金利息率甚至一度降至1％的水平。由于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作为抵押品的住宅价格一直在上涨。即便出现违约现象，银行可以拍卖抵押品（住宅）。由于房价一直在上涨，银行并不担心因借款人违约而遭受损失。 　　其次，证券化使得银行可以把风险转移给第三方，因而住房金融机构并不会因借款人违约而遭受损失。证券化是指通过金融工程把流动性差的某个或某一组资产转化为流动性较强债券的过程或倾向。次级住房抵押贷款能够为住房贷款金融机构带来收益（借款人的还本、付息），因而是一种资产、是有价值的。但是，由于交易成本过高，住房贷款金融机构无法在二级市场一份一份地出售这种资产。为了能够出售这种资产，住房贷款金融机构需要通过特殊目的公司（SPV）把众多次级住房抵押贷款收集起来做成一个资产池，在此资产池的基础上做成标准化的次级（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MBS）和债务质押支持债券（CDO）。一旦MBS和CDO被投资者购买，风险就从住房贷款金融公司转移到投资者。 　　次贷危机的发展阶段如下：首先是次贷违约率上升，引发了以次贷为基础的证券化资产及其衍生品价格的下跌；其后，原来靠借入短期资金，进行长期投资（继续持有MBS、CDO等）的金融机构无法继续从货币市场融入资金，货币市场出现流动性短缺；之后，去杠杆化的操作导致信贷紧缩，并引发金融机构破产；最终，危机传导到实体经济部门，使经济陷入衰退。以上还只是整个危机的第一个周期，在实体经济陷入衰退之后，次贷及其他债券违约率将进一步上升，这将使得经济进一步的陷入危机之中。如此周而复始，可能要经过数个周期之后，经济才能最终趋于稳定。这一过程到底要持续多长时间，谁也不知道，现在我们可能还处于第一个周期的结束的开始（the end of the beginning）。 　　下面将回顾危机演进的基本过程。 　　次贷违约率上升 　　2003年美国经济开始复苏，经济渐显过热之势，为避免通胀，从2004年6月到2006年6月，美联储连续17次上调联邦基金利率。不断的升息导致住房贷款市场利率上升和房价下跌。 除了宏观经济形势之外，次贷违约率的上升还与次贷本身的设计有关。有些次级贷款的还款安排是这样的：前三年不需支付任何利息，三年之后则要支付很高的利息。因此，三年前的次贷合同，经过三年的缓冲期，本来就已经到了调高利息率的时候，再加上恰逢市场利率也在上调，这些不利因素叠加在一起，导致次贷违约率的上升。违约率上升是次贷危机的初期征兆。 　　货币市场流动性紧缺 　　大致在2007年的8、9月份，违约率上升导致MBS、CDO或是价格下降，或是有价无市，危机终于浮出水面。这些MBS、CDO债券都是以次贷为基础发放的。既然以次贷为基础，债券的价格就和次贷合同借款者的还贷能力有关。当借款者的还贷能力下降、开始出现违约的时候，投资者持有的相关债券价格开始下降。在此背景之下，投资者都想卖掉债券变现，可是没有人来买，这自然引发债券价格的进一步下跌。 　　而在这一市场上，一个特殊而重要的参与者便是结构投资公司SIV (Structured Investment Vehicle )。这种金融机构是通过发行商业票据（CP）借钱以持有MBS、CDO的。 　　MBS、CDO属于长期投资，时间可能是十五年，也可能到三十年。而CP是短期借款，比如借款期限是9个月，这意味着：每9个月就要发行等量的CP（借新债还旧债），这样才可以保证长期持有MBS、CDO。在此过程中，SIV赢利的故事就是：一方面，要不断归还短期货币市场借款的较低利息，另一方面获得因持续持有存在风险而利率较高的长期债券的利息，从而赚取中间息差。 　　但这里有个前提条件，就是能够不断地从短期货币市场即CP（商业票据）市场成功融资。而现在的问题恰恰是：由于MBS、CDO的价格持续下降，投资者不愿意继续购买CP（谁知道SIV会不会无力偿还通过发行CP筹集的资金）。货币市场上的资金供给不足，使得SIV面临筹资困境。唯一可行的做法就是把MBS、CDO卖掉。货币市场上的资金供给小于资金需求，大家都希望从中融资，而没人愿意投放资金。这就导致了货币市场的流动性不足，利率大幅上升。这是次贷危机爆发的重要标志。2007年上半年大家都在说全球流动性的过剩，但之后这些流动性又仿佛在一夜之间全部蒸发，大家突然都借不到钱了，货币市场就此出现流动性紧缩。 　　流动性不足在货币市场的体现 　　2007年8、9月份的时候，货币市场上欧洲美元与美国国债的息差突然上升，这说明了利息率的急剧上升。我们知道，流动性的足与不足，不仅与货币当局发行的货币数量有关，也与货币需求有关。如果大家都捂紧口袋，不愿花钱，央行再怎么发行货币也没用；同样道理，如果大家都愿意投资股票，央行再紧缩货币政策也难以奏效。所以，物价和资产泡沫不仅和货币供给有关，也和货币需求相关。现在是相反的情形：大家都想要现金，而没人愿意借出，这就标志着危机的出现。 　　信贷紧缩 　　第三个阶段是去杠杆化引发的信贷紧缩。这里需要知道几个相关的概念，首先就是杠杆率。杠杆率=资本金/资产。一般说来，商业银行的杠杆率不超过10，其他金融机可能是20至50之间。中国的很多企业是比较传统的家族企业，不喜欢跟外人借钱，所以它们的杠杆率是1。而美国人喜欢用别人的钱来生钱，把借款用于投资，这种四两拨千斤的做法，能够用很少的自有资金来运作巨额资本。第二个就是以市定价（mark-to-market）的会计准则。即按公允价值（Fair value）或现值计价的原则来调整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比如，一个人说买了价值10万元的股票，我们不禁要追问：是2007年6月份的10万还是现在市值的10万？按照mark-to-market原则，就是要按现价来计算。第三个原则是资本金等量扣减：即当资产价格缩水的时候，资本金要等价扣减。这里举例来说明：假设某金融机构的资产为1000，资本金是50，杠杆率=1000/50=20。现在，该金融机构的资本金发生了30个单位的损失，按照mark-to-market原则，资产从1000变成了970，根据等量扣减的原则，资本金由50变成20。这时杠杆率=970/20=48.5，在危机的背景下，为了控制风险，金融机构更需要降低杠杆率，而现在杠杆率不降反升，从20升至48.5。因此，金融机构必须进行“去杠杆化”的操作，否则将被监管机构踢出牌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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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次贷的来龙去脉(2)

　　“去杠杆化”的途径具体有两种：一是增加资本金。为保持原来20倍的杠杆率，可以找其他机构注资，从而增加28.5个资本金，使资本总金数达到48.5。另一种途径是，在不能充实资本金的情况下，金融机构只得减少资产，比如卖掉房地产、MBS、CDO。总之，将资产减掉570，达到400。此时的杠杆率=400/20=20。在此情况下，资产和负债同时减少。



　　对于银行来讲，扣减资产的方式之一就是收回贷款。这就是信贷紧缩。金融机构的减记资产操作，会造成整个经济系统的债券价格普遍下降；由于减记资产而造成的信贷紧缩，企业和金融机构就借不到钱，实体经济将受到来自虚拟经济的严重冲击。可见，违约率上升是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但是去杠杆化又使得危机进一步恶化。



　　系统性危机显现



　　由于去杠杆化，资产有损失，则资本金也要相应扣减。由于杠杆率偏高，美国金融机构的资本金相对较少，扣减之后容易导致资不抵债，因此只得破产。下面以AIG事件为例来进行说明。



　　AIG是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出售的金融工具称为信贷违约互换（CDS），这是在美国非常流行的保险契约，作用是为债券保险。假如有人购买了MBS、CDO债券，但同时又担心价格会下降。所以就会向保险公司支付保费购买CDS。之后如果债券价格下跌，则差额就由保险公司弥补；如果出现违约，违约金就由保险公司赔付。因为AIG认为MBS、CDO不会出事，或者违约概率较低；所以既然投资者愿意出保费，这笔交易又何乐而不为呢？但是，在市场投机的背景下，这种交易变得越来越离谱。举个例子：我买了车子，知道自己的开车技术不好，所以给自己买了保险；荒唐的是，其他人也购买了我的车子出事的保险，大家都知道我开车技术不好，可能会出事。一旦出事，所有的其他人也都将获得保费赔偿。



　　最后导致了这样的局面：美国整个金融市场的规模是67万亿，有人测算 CDO是1.2万亿，住房抵押贷款也不过12万亿，而CDS的总额达到了62万亿！虽然我的车和大家没有关系，但大家都购买了我的车子要出车祸的保险。这是非常荒唐的事情，当然这也是一种商业实践。大量美国的金融机构发现了赚钱的奥秘：与其买卖债券MBS、CDO，不如买卖保险。梦境是美好的，但是梦境并不长久。到后来，大家发现买车的人普遍出事了，而不是个别的车子出事。由于担心保险公司赔付不起，大家都要卖掉保险。既然保险公司担保的债券都要出事，也就自然支付不起高额的赔付。投资者便纷纷抛售该公司的股票，公司马上陷入破产境地，这就是AIG的故事。美国政府自然要出面救助，否则会造成系统性的风险。



　　实体经济陷入衰退



　　次贷违约导致债券价格下跌，流动性短缺又进一步带来信贷紧缩，企业的投资和生产遭到冲击，实体经济的产出下降；同时伴随的股票、债券价格下跌，财富效应显现，居民消费减少。两方面的力量共同推动经济增速下滑，经济出现衰退。美国2008年第三季度的情况显示：作为总需求主要构成部分的消费支出下降3.1％，GDP负增长0.3％。与此同时，危机也正在向欧洲、拉美和亚洲蔓延。



　　由于次贷危机的不断恶化，在投资者和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和金融机构之间，信用已经消失殆尽，借贷活动一直处于近乎停顿的状态。尽管美国财政部和联邦储备委员会用尽浑身解数，信用仍然未能得到恢复。现在的情况依然是：资本主义的金融体系因“栓塞”而近于瘫痪。2009年世界经济的前景确实令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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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新政要靠全球合作华尔街大亨是对手

　　中新网1月14日电 奥巴马还有几天就要带着美国人民的无限期望就任总统了，他首当其冲的任务当然是拯救在痛苦中挣扎的美国经济。美国《华盛顿观察》周刊13日载文称，奥巴马给经济开出的药方是另一场罗斯福式的“新政”。然而，摆在奥巴马面前的将是一场比对罗斯福更大的挑战。因为罗斯福基本上是用国家政策治理国家经济，奥巴马要对付的却是一个全球化的经济和金融体系，没有国际化的配合，美国将一事无成。全文摘要如下：

　　“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面对的威胁，从全球金融危机到恐怖主义到气候变迁，比60年前都更需要国际合作。”美国著名智库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的高级研究员尼娜·哈齐吉安(Nina Hachigian)说，“另外，通过参与再造国际组织的努力，美国将会赢得其推行国际目标所需要的信誉。在今天的经济形势下，应该注意到，如果通过国际组织运作有效，将是最划算的。”

　　都是伦敦惹得“祸”

　　事情还要从美国国际集团(AIG)这个显赫一时的美国第一大保险公司说起。美国政府已经花费纳税人了一千多亿美金来拯救者家濒临破产的保险业巨人，可是大多数美国纳税人还是没搞清楚美国国际集团是如何陷入困境的。更加令人困惑的是，美国的保险业是一个受到高度监管的行业，业内公司的一举一动似乎都在50个州的保险监管机构的“严密”监视之下，为什么在美国这些监管机构的眼皮底下会发生如此的违规行为呢？

　　也许我们该问的不是“为什么”，而是：哪里出了问题？把整个美国国际集团拖下水的是被称为“信用-违约交换”(credit-default swaps)的金融衍生产品。操作这一金融产品的部门不在美国，而是在受到监管极少的金融自由之都--伦敦。

　　即使在美国，美国国际集团和其他金融机构推出的这种金融衍生产品也受到监管机构的特别宽大，几乎可以“逍遥法外”。对于美国国际集团远在伦敦的部门，美国各州的保险监管部门更有着鞭长莫及的感觉。虽然理论上，因为美国国际集团在美国也有存储和贷款业务还应该受到美国存储监管办公室(U.S. Office of Thrift Supervision)的监督，但是这个向来监管松弛的办公室虽然有权监督美国国际集团在伦敦的业务，却从来没有认真执行过。同样，对这个保险业巨头拥有监管权的还有法国的银行监管机构，因为美国国际集团在法国有银行业务，但是连美国人自己都不管的事，法国人又怎么愿意“狗拿耗子”呢？

　　实际上，美国国际集团在伦敦的金融部门处在无人监管的状态下。就是在这种国际监管的大杂烩中，美国国际集团的这个金融部门几乎可以在伦敦为所欲为。那些声称有权对该部门进行监管的监管结构从来没有把手伸到伦敦，而英国本身的监管机构根本就不愿意申明自己有权监控美国国际集团在伦敦的分支机构。

　　这个案例表明，主权国家没能发明一种有效的途径和架构来管理分支机构遍布全球的金融机构和多国公司，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在不受约束的情况下肆意展示着自己的贪婪。

　　奥巴马的对手--华尔街

　　显然，要对全球的金融体制建立有效的监管需要各个主要国家的合作，要渡过目前这场全球经济衰退更是如此。也许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全球主要经济体共同采取刺激经济的措施。然而德国却因为不愿意采取赤字财政而按兵不动。奥巴马要想使他的经济刺激计划发挥最大功效，他必须努力劝说德国和日本也增加公共开支，而不要紧抱财政保守主义不放。

　　这也许还是全球化对奥巴马提出的挑战中最容易对付的一个，因为这过增加财政支出并不需要建立任何新的全球构架。其它的事情就不那么容易了。要避免下一个美国国际集团危机的出现，需要建立一套全球化的金融监管机制。这项工程不仅复杂，而且需要各国的配合，已经在这次危机中失去了金融霸主地位的美国将只能与各国协商去解决问题。在新体制中，只要有一个主要国家监管松懈，整个全球体制就不可能坚固。

　　“没有一个对冲基金的中心愿意规范对冲基金，除非其他所有金融中心都这样做，”一位金融分析师说。

　　奥巴马可能面对的问题是，在推行更严密的全球监管的时候首先在国内遇到强大的阻力，因为与其他国家的金融市场相比，华尔街和伦敦的金融街太过强大了。奥巴马的监管理念可能在德国这样的以制造业为支柱的国家比在美国本土更容易推行。在寻求其他国家的配合前，奥巴马必须先搞定华尔街的大亨们。

　　建立全球金融架构是历史趋势

　　许多人相信，除了在目前的主权国家构架之下规范全球金融体系，奥巴马别无选择。美国证监会国际事务部(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of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主任埃斯伊欧皮斯·塔发拉(Ethiopis Tafara)相信，利用互相金融市场的激励，美国和其他国家可以就证券交易的监管标准取得一致。至于由谁来执行监管的责任和任务，塔发拉认为很难在短期内形成这样一个机构。目前的选择有二。一是由一个国家的监管机构对某一跨国公司实行监管权；更可能的模式是，各国的监管机构分享监管的责任和权利，由经营机构的所在国挑头。塔发拉在去年11月的G20会议上提出设立一个国际监管机构组织，以便于各国的监管机构交换信息和对某些特定银行和公司的忧虑。

　　塔发拉的模式建立在各国的监管机构愿意也能够互相精诚合作基础之上，但是如果各国对某一公司的行为看法和利益不一，或者是某一公司不愿意接受监管，有当如何？

　　曾经担任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Senate Banking Committee)首席经济学家和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Soros Fund Management)执行董事的罗伯特·约翰逊(Robert Johnson)有一个更加主动的模式。他认为，国际间和谐的监管是恢复资本主义秩序的先决条件。在今天这样的危机中，一国银行发生的问题可以给别国造成灾难。因此，新的国际金融秩序必须带有某种强制性。监管者必须告诉金融机构，“如果你不向我们汇报，就别在我们的市场上操作。你们必须定期申报你们的资产负债表，而且随着你们规模的增大，你们还要更经常地提供这些文件。”

　　奥巴马面对的是把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从国家层面推向国际层面的任务，就如同当年罗斯福把监管的权力从各州手中集中到联邦手中一样。

　　当年，把权力从州政府手中收到联邦手中是拯救美国经济和建立美国繁荣所必需的。在罗斯福之前的胡佛总统时期，各州政府虽然关闭了一些有问题的银行，但是却不能恢复存款人的信心，而这正是罗斯福总统做到的。罗斯福通过超越各州的权力，建立了联邦储蓄保险机构，从而恢复了美国人的信心。当时的银行体系的运行已经超出了州政府所能控制的范围，联邦必须介入。

　　今天，奥巴马面对的挑战与当年罗斯福面对的十分相似，也拥有同样的机会。过去几十年中，同样的权利不平衡发生在日益全球化的金融体系中。金融机构和巨型公司已经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跨国公司，它们使各国的监管机构的功能过时，权力不够。如同1933年一样，建立一套全球规范和监管标准突然间因为金融危机成为可能。尽管这次的变革可能比罗斯福时期更加困难、渐进，因为主权国家的权利要远远大于美国的各个州，但是这场变革必须完成，否则奥巴马的“新政”无从谈起。同样，一场危机给当政者提供的前所未有的机会，因为大家都知道，不变革，经济大厦即将坍塌。

　　这场变革的深远程度如何取决于诸多因素。金融机构肯定会对跨国监管加以抵制，它们不会愿意看到对它们实施杠杆限制的全球统一标准出台。非金融业的跨国公司肯定也不愿意看到全球有一部统一的劳工法。对于金融业依赖较深的国家也可能会抵触某些金融监管措施；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对于金融、劳工和环境标准也会不同认识。全球“新政”的说法本身听起来就有些荒唐，但它却是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从新繁荣的根基。

　　奥巴马的最初机会将是今年4月的G20会议。各国领导人届时将在伦敦讨论创建一套新的规范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国际机制。鉴于这次金融危机绝对的全球性，各国领导人将会对此认真对待。即使美国能把国内的监管搞得有条不紊，没有其他国家的配合和一个国际构架，一切都将是空谈。同时，这次会议也给美国提供了另一个机会：承认G8过时，让G20取而代之。

　　“中国和印度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是全球战胜挑战所需要的，”美国进步中心哈齐吉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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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领导人应采取协同行动应对金融危机

　　稳定金融市场和刺激全球经济增长需要世界各国政治领导人在2009年进行前所未有的政策协作。否则复苏的过程就将被延缓，各国政府采取的或计划中的经济刺激计划的整体成效就将被减弱。更糟糕的是，单独行动可能导致“以邻为壑”政策的出现，从而加剧而不是改善危机状况。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09年全球经济需要至少2%或12000亿美元(8820亿欧元，或7980亿英镑)的财政刺激措施才能避免危机的最坏结果。经济学家认为，如果信心不足引发一系列不良影响、资产价值下跌、收入减少和失业率升高，世界经济则将需要更有力的刺激措施。

　　一些国家的政府已经通过货币政策和可观的财政刺激投入采取了行动。事实上，这些投入的很大一部分并不会在2009年实现，而是在未来的几年中。而且，一些已经宣布的财政刺激计划仅仅是重新公告，因此不太可能对增长预期产生更多作用。同时，各国的单独行动也无法产生国际协同行动所能带来的效益。

　　这些效益十分重要。首先，它会产生实际的和心理的收益。一个国家采取的刺激措施会影响到它的贸易伙伴，从而产生附加促进作用。协作对于降低由不一致的政策无意间导致的货币和证券市场的不稳定性起着重要作用。

　　其次，协作也是防止以邻为壑政策出现的重要措施。我们看到令人担忧的保护主义已经开始有抬头的迹象。2008年上半年，反倾销案件的数量上升了40%，关税也在悄悄逐步提高。即使在世界贸易组织条约下，各国也有提高关税的空间。如果所有国家都把关税提高到他们在世贸组织中承诺的最高关税水平，中等和高收入国家的出口商则将面临两倍于现在的关税水平。另外，多哈回合谈判仍然面临许多挑战。谈判进程停滞表明全球政治意愿的持续失败。

　　再次，国际协作的重要性还在于本次金融危机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没有制造本次危机，但是却受到了严重影响。发达国家普遍的经济衰退导致了新兴国家出口机会的减少。此外，金融危机限制了信贷流通，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范围显著扩大。这意味着许多发展中国家不仅要为类如发达国家作出的财政援助计划注资，还要努力填补已有的赤字。发展中国家2007年从多边发展银行取得的贷款总额为410亿美元。根据世界银行最近将其贷款额度提高三倍的决定，这些需求将全面的大幅增加。援助必须增加；货币互换应该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应该扩大短期流动性机制的范围。

　　协同行动的第四个理由是，金融危机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将2009年促进增长和就业的短期刺激需求与提高全球生产力增长和加快向低碳经济转变步伐的长期需求结合起来。

　　制定这次危机的全球应对方案是一项复杂的工程。令人感到高兴的是，去年11月在华盛顿和今年4月将在伦敦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首次集合了代表国民生产总值85%、世界贸易80%和世界总人口三分之二的主要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峰会将创立一个有效的、协调行动的机制。

　　在接下来的这段时期，20国集团政府需要做的工作是：确定2009年所需的刺激力度，以抵御预期的民营经济萎缩和随之而来的失业问题；为平衡短期和长期经济需求就最佳刺激政策内容达成一致；协调这些措施的实施过程；以及制定一个中期退出机制，以确保度过本次危机不会造成长期通货膨胀。

　　所有这些措施都需要各国政府间前所未有的团结协作。如果我们失败，后果将十分严重。如果我们站出来迎接挑战，我们将不仅能降低长期失业的影响，还将塑造全球化趋势力量所一直呼唤的新的经济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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